在2018年10月，Good Design设计大奖颁发给了日本奈良安养寺主持松岛靖朗，其获奖作品为“寺院零食俱乐部”。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将寺院中的多余贡品转赠给日本的贫困儿童。从2014年到2018年，全日本共有975个寺院参与其中、392个团体参与支持、每个月有1万贫困儿童受到帮助。

　　这一项目并不借助任何高科技发明，仅凭借一个零食俱乐部的制度设计，就击败了松下、索尼等诸多公司的设计作品。其获奖的重要原因，是切中了日本大城市中儿童的“隐形贫困”问题。

　　2013年大阪发生单亲妈妈因为无钱育儿导致的母子饿死事件。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大城市中物质资源并不匮乏，但社会对于单亲家庭的偏见使得七分之一的日本儿童处于贫困状态。

　　“寺庙儿童俱乐部”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消弭了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使得社会各方重新结缘，为城市中“无缘”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创新方案。

　　零食俱乐部运作机制。本文图片均来自寺院零食俱乐部网站：www.otera-oyatsu.club寺院零食俱乐部的项目核心，是提供将寺院与社会组织相对接的平台，共同解决儿童贫困这一社会问题。项目涉及到捐赠民众、寺院、支援单亲家庭的社会组织、被保护儿童等多个相关方，而零食俱乐部以网站的形式发挥平台对接作用。

　　具体而言，愿意加入的寺院和社会组织登录零食俱乐部网站，俱乐部会根据具体信息将寺院收到的贡品与儿童社会组织相匹配，终由专业的儿童保护者通过活动、邮寄和送上门的方式将食品和日用品送给孩子。

　　零食俱乐部的产生是日本儿童贫困极端事件所直接触发的。在2013年5月，日本大阪发生了母子饿死事件，单亲妈妈因为无钱购买食物而与孩子双双而死，妈妈后的遗书中给孩子写道：“后也没能让你吃饱……对不起。”这一极端的社会事件使得松岛认识到日本存在严重的儿童贫困问题，萌发了建立“寺院零食俱乐部”的初衷。

　　从2013年到2019年，寺院零食俱乐部与日本政府的儿童保护立法相伴相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2013年6月，日本通过《儿童贫困对策法》，试图从法律的层面避免极端儿童贫困事件的发生。2014年1月，零食俱乐部项目启动，同月《儿童贫困对策法》正式实施，各地方政府要对儿童贫困率进行年度汇报并提出解决方法。2014年8月，日本内阁通过“监护决议”，提出建立“让儿童怀有希望成长的社会环境”。在2014年，寺院零食俱乐部共对接了110个寺院与15个社会组织，救助了200名儿童。

　　在2015年零食俱乐部的规模就产生了迅猛的发展，寺院参与数达到了240个，有70个社会组织参加，受救助儿童达到了2000名。2015年10月，寺院零食俱乐部的官方网站正式上线，11月专用的募捐箱开设，12月旧书和典籍回收活动开启，所得款项全部用于俱乐部的活动。

　　在2016年5月，日本修订《儿童抚育津贴》，将津贴标准大幅提高。同年8月，日本政府发布《贫困状况对策办法》，提出对于儿童贫困的解决成效要进行每年公布。与此同时，寺院零食俱乐部取得了广泛的媒体关注，NHK、朝日新闻等全国媒体都进行过报道。

　　在2017年，零食俱乐部获得了“非营利组织”（NPO）法人资格。2018年官方网站开始贩卖自制的周边T恤，与全国佛教青年会合作销售特制咖喱。同年7月官方杂志《转赠》创刊，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寺院零食剧场”，由一位名为山添真宽的僧人为孩子们表演人偶戏和纸人戏。2018年10月，项目获得了Good Design大奖。

　　截至2020年6月，已有1457间寺院和460个社会组织参与项目，有1.1万名儿童获得救助。

　　这个实践过程展现了宗教团体对于社会资源的激活作用，使得在政府立法规制与倡导的前提下，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对棘手社会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在其官方网站的项目介绍时间线中，项目的发展脉络与政府的立法过程交相呼应。在社会各方不断建构问题的同时，问题并没有变成难题，而同时在被社会各方所解决。

　　活动合影（部分儿童做了隐私处理）在项目执行中，松岛强调各个团体要发挥其专业职能。寺院只做贡品的收集，与儿童家庭对接的部分交给专业的社会组织，而零食俱乐部则通过网站来进行信用背书和信息对接。在物资的运输、发放，与儿童家庭建立关系方面，项目交给具有专业技能的社会组织来进行。通过这种分工明确的公益行动，减轻了寺院加入项目的门槛，吸引了更多寺院加入俱乐部。

　　经验借鉴

　　这一项目的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大城市中因为社会关系的断裂导致的“隐形贫困”。单亲家庭的高贫困率，源于社会福利制度并没有有效将其覆盖。日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长久以男性工作的家庭为单位，而对于单亲家庭的保障不足。此外社会观念对于单亲家庭也有偏见，单亲家庭的孩子更易被歧视和被孤立。

　　与贫困儿童吃不饱相对应的是，日本的寺院贡品浪费非常严重。在日本人的宗教观念中，贡品是给神吃的，并非与现实社会处于同一世界。结果就是在陈列了一段时间，贡品过了保质期之后就要被扔掉，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种一方面浪费一方面贫困的矛盾，肇始于宗教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二分。寺院零食俱乐部的创新在于，积极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宗教的神圣性与社会关系的公共性融汇在一处。

　　1.非科技化的社会设计

　　寺院零食俱乐部能够获得设计大奖，充分体现了现代设计正在从器物设计走向社会设计。Good Design奖项以往都颁给工业设计作品，而寺院零食俱乐部项目中除了网站和图案外，没有任何的科技化和物化的成分，但依然能够获得设计奖的青睐。

　　Good Design的获奖原则是“人性、真实、创造、魅力、伦理”。由此可见，这一奖项以“人性”为始，以“伦理”为终，而以“真实”、“创造”、“魅力”作为过程的介质。这一原则阐释了“君子不器”。虽然好的器物能够让人们具体感受到设计的介质，但一个连接人性与伦理的设计才能够真正带来改变和感动。

　　在2019年松岛到杭州参加阿里巴巴大会时，他一直强调“我不是个设计师，而只是一个和尚”。这句话展示了“设计”观念的更迭，即设计是应该从自身的社会角色出发，实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连结，终回归到自己的社会角色。设计创新并不彻底的排斥“物”，而是应该将“物”作为一种“触媒”（trigger）,去生发更多的社会关系。由此“设计”才能摆脱“拜物”的形式窠臼，回归到“社会设计”的内核。

　　2.打破观念壁垒的制度创新

　　如果我们采用熊彼得的视角，将创新理解为不同资源禀赋的重新组合，那么寺院零食俱乐部的大创新就是将给神的贡品与给孩子的温饱连接在了一起。松岛的贡献在于，他通过更新宗教观念，实现了神圣与世俗的资源关联。松岛认为将贡品给儿童并不违背佛的意愿。他认为佛的真谛在于“在场”，让人知道自己是不孤单的。在松岛的表述中，人既能通过进贡去感受这种佛的存在，同样可以通过获得食物而感受到。在被赠予家庭的感谢中，常见的话是：“谢谢让我们感到依然被守望着”。这种来自于佛陀的守望，使得贫困家庭能有信心逐渐走出孤立无援的境地。

　　寺院零食俱乐部不仅没有消解宗教的神圣性，而是在新的维度上将其再现。其中的神圣不是来自于神的恩赐，而是来源于人与人互助而生的神性。日本社会之所以出现极端的儿童贫困问题，正是源于世俗意义上社会普遍对单亲家庭的偏见。寺院零食俱乐部通过寺院背书，将进贡者与贫困家庭通过“转赠”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不同群体之间通过寺院所给予的神性视角，能够打破世俗的偏见。

　　这种方式并不是在重复寺院佘粥或是教堂公益。在已有的宗教慈善中，人与神的关系是二元的。人通过进贡表达对神的崇拜，神通过施恩表达对人的慈悲，人与神是分离的。在寺院零食俱乐部的实践中，则是人通过神实现了彼此连结，而这种连接又昭显了神的注视。换言之，通过转赠与互惠，寺院零食俱乐部中的各个群体打破陈规，实践了具有神圣性的总体社会。社会学中的“神圣社会”由此而被呼唤出来，世俗与神圣不再二分，成为一体。

　　基于社会自身的“神圣性”，寺院零食俱乐部能够广泛连结各个社会群体。不只是佛教寺院，基督教宗教组织也开始积极参与。同时以救助儿童为起点，更广泛多元的社会组织也在被整合进入。这种参与的多样性，印证了这种神圣性不是属于某一宗教，而是属于总体社会。

　　3.儿童友好的社会包容

　　寺院零食俱乐部项目聚焦儿童群体，这是具有社会包容的价值起点。松岛将儿童贫困界定为：“贫穷+孤立”。在这一定义中，的贫穷只是表象，而单亲家庭儿童在日本社会所受到的隐形孤立，则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孤立即是社会学意义上因为文化或制度的因素所造成的“社会隔离”。

　　松岛本身曾经就是单亲家庭孩子，并且因为妈妈的原因从小在寺院长大。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太多在青少年社会化阶段所遇到的偏见与误解。正因如此，以孤立为病症的“隐形贫困”才是寺院零食俱乐部所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零食的转赠，并不只是解决物质问题，而是将单亲家庭的孩子重新纳入到社会中来。

　　“谢谢你们送的和果子，可能的话，我也好想能吃一次洋芋片…… ”这句孩子感谢的话，是整个项目令人感动的部分。然而这句话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童言无忌的可爱，更在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不因羞耻而沉默，而是大声地向社会表达出自己的诉求。儿童对于社会关系的渴求，人们因包容而不断地羁绊与牵挂，正是一个社会不断生长的希望。

　　（作者孙哲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讲师。本文经授权，转载自《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2019年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