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贵（左三）在百花奖颁奖典礼上。
温州网讯近日，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在天津颁出，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哲贵新作《化蝶》获得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化蝶》是哲贵“信河街”系列中又一新作。故事以信河街越剧团的新团长、小生剑湫改编《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主线，牵出上一代生旦梅如烟和杜文灯的往事，也将自己与旦角搭档肖晓红、戏迷尤家兴三人紧紧缠绕。在舞台的回溯与现实的互文间，上演一出现代的梁祝故事……百花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授奖词说：《化蝶》以信河街梨园生活为镜，“蝶化”出优秀传统现代性转化的时代议题。记者就写作此书的心路历程对话作家哲贵。
“写一篇小说，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去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记者：哲贵老师您好！祝贺您又出新作并获得“百花文学奖”！对于小说家而言，重复同样的题材是一项“危险动作”，《化蝶》是您继《仙境》后聚焦越剧这一戏曲形式的又一次书写，为什么会延续这一“惯性”？是什么触发了本次写作的灵感？
哲贵：对于一个写作经年的人来说，灵感犹如天上的彩虹，可遇不可求。对我来说，写作是生活日常，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依靠的是坚持，在坚持中捕捉生活的细微触动。
老实讲，写完《仙境》后，我没有再写同类题材作品的计划。念头也没有。我甚至在私下里对自己说：以后再也不会写越剧题材的小说了。可是，写作有意思之处正在于此，不断给你意外。有一天，一个看过《仙境》的朋友跟我说，老家有一个女戏疯子，演的是小生，她死之后，跟生前的搭档葬在一起。这个故事，我以前听过，朋友这么一说，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个女戏疯子的形象立即在脑子里活过来，并且，咿咿呀呀叫起来，唱的是《梁祝》里《哭坟》选段，唱了整整三个月，没日没夜，没完没了。这个时候，我知道，遇到麻烦了，要出尔反尔了，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其实，从动这个念头，到真正坐下来写作，中间有一段巨大距离。在很多时候，写一篇小说，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去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就是要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跨过一个又一个坎，每一个坎都可能让这篇小说前功尽弃，让这篇小说胎死腹中。
记者：可以介绍一下《化蝶》的创作过程吗？其间有没有您记忆特别深刻的人和事？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哲贵：不瞒你说，写《化蝶》最难的地方，就是我前面已经写了《仙境》。如果没有《仙境》，我可以写得更加随心所欲，更加肆无忌惮。
因为《仙境》获得了一些声誉，有了一定读者，那么，再写《化蝶》，我就要考虑，写《化蝶》的意义何在？与《仙境》有何不同？包括故事结构，人物关系，场景设置，更主要的是，《化蝶》所要表达的内涵必须与《仙境》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从动念写《化蝶》开始，我就要将所有环节考虑周全，每一个细节都不能疏忽，必须有别于《仙境》，必须超越《仙境》，否则，没法动手。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我不能说《化蝶》全面超越了《仙境》，不过，有一点大约可以肯定，在《仙境》里，两个主人公余展飞和舒晓夏都不是发光体，小说中的发光体是《白蛇传》里的白素贞，也是舞台上的白素贞。是白素贞的光照亮了余展飞和舒晓夏，让他们飞翔，让他们变异，让他们发现另一个自己和另一个世界。《化蝶》则不同，五个主人公都是发光体，他们是互相照亮的关系，相互竞争，互相依存。他们既是对立关系，却又谁也离不开谁。我想，这大概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看似每个人更加独立，更加自我，更加隔阂，更加不需要他人的关照。事实真是如此？恰恰相反，我认为，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个体力量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人对外界的需求更加多元，更迫切，人与人之间更需要合作与照亮。我觉得，照亮与合作可能才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主题。
“文学没有终极目标，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写，不停地写”
记者：对于小说而言，短篇、中篇、长篇的写作体验与阅读感受往往大不相同，在《化蝶》之前您已经7年时间没有创作过中篇小说，此次写作中篇，与以往写作短篇长篇的经历有何不同？您是怎么看待这几种文体的？
哲贵：我不是有意不写中篇小说。7年没创作中篇小说，大概只是有更加想写的文体。我觉得，从大的方面说，三种文体几乎只有体量上的区别，短篇小说体量较小，只有一万来字。有些事想更加深入和丰满地表达和刻画的话，可能就需要中篇小说了。如果中篇小说承载不下，大约只好使用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来表达了。
有一个概念要澄清一下，我不同意长篇小说必须是鸿篇巨制的说法，长篇小说可以是鸿篇巨制，但绝对不是必须，看看中外文学史，特别是外国文学史，譬如《包法利夫人》《局外人》《人鼠之间》《了不起的盖茨比》《尤利西斯》《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斯通纳》等等等等。杰出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以篇幅的长短来衡量，也不以题材是否宏大来评判的。对我来讲，唯一的标准是“容纳”，短篇小说“容纳”不了的，便用中篇小说，中篇小说“容纳”不下的，便用长篇小说。
当然，如果从技术层面来说，三种文体还是有区别的，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短篇小说像闪电，中篇小说像桥梁，长篇小说大约可以看作高速公路和高铁轨道。
记者：听闻您有坚持跑步的习惯，其实文学之路也是一种长跑，可以聊聊您这一路跑来的体验与思考吗？
哲贵：在我调到作家协会工作之前，跑步是我的一种生活形态，写作是一种精神形态。两者各行其道，互不交涉。可是，当我调到作协之后，变化产生了，写作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全部。跑步的性质也跟着产生了质变，在很多时候，不只是身体运动，而是精神需求。这不是内与外的关系，也不是静与动的关系，两者融为一体了，成了我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您的“产量”十分稳定，您如此勤奋的动力是什么？您最看重的是哪一部作品，文学这条道路上是否有终极目标呢？
哲贵：文学没有终极目标。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写，不停地写，在写的过程中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在写的过程中，不断追问，不断追寻自己，不断逼近自己的理想。哪怕在很多时候，并不清晰真正的理想在哪里以及理想的具体形状。
我最看重的是自己下一部作品。这不是客套。我想，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抱负和本分。
“没有现实的信河街，就没有我文学意义上的信河街”
记者：前不久您参与了亚运会温州站的火炬传递，之后您在朋友圈发文“哦，我的信河街”。我们都知道，信河街是温州著名的商业街，而您用文字构筑了一个文学的“信河街”，《化蝶》正是“信河街”系列的又一传奇，对您而言，两个“信河街”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信河街作为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有何深意？
哲贵：可以这么说，没有现实的信河街，就没有我文学意义上的信河街。现实的信河街，是我文学的起点，也是源泉。可是，我还要说的是，我文学意义上的信河街绝不等同于现实的信河街。现实的信河街可以是温州，可以是故乡，可以是故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一人一事，可以是风俗人情，可以是故乡的一切。当然，如果往大了说，也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世界，甚至整个宇宙。而文学的信河街，只属于我个人，是我用一个个文字建造起来的，用一个个人物形象塑造起来的。充满了我对历史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想象，也充满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呈现。我只对我的文学信河街负责，而对现实的信河街，我心中充满了感激、充满了爱，这种爱和感激，是跟我的生命联结在一起的。
记者：《仙境》和《化蝶》都是以戏曲为题材，这跟温州作为“南戏故里”流传的戏曲基因有关吗？两部小说中的故事又都是杭州故事，而您现今在杭州工作，是否也是耳濡目染的关系？
哲贵：温州是“南戏故里”，有深厚而宽广的戏曲基础和源流。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温州，如果我不是温州人。我不可能写《仙境》和《化蝶》，也写不出来，就像我写不了秦腔，也写不了豫剧。
事实上，在写《仙境》时，我确实考虑过用瓯剧，而不是越剧。那段时间，我刚好处在从温州调往杭州的过程，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越剧。我是这么想的，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越剧更能代表浙江，有更大范围的知名度，读者也更容易接受。如果用瓯剧，我可能需要做一番解释。当然，将小说故事发生地选择在杭州，一是《白蛇传》和《梁祝》的故事都与杭州有关，我不能篡改这个事实；二是杭州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我有责任写下我跟这座城市的特殊关系。
记者：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故乡的特质也往往为艺术家打上与生俱来的烙印，您是如何解读自身的“温州印记”的？
哲贵：必须承认，温州给予我的，远远大于我给予温州。如果没有温州，我也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但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作家，至少不是以现在这副面目和姿态呈现在公众面前。
我想，不只是作家有此感受，各行各业的温州人，当然也包括生活、工作在温州的新温州人，都有理由为身在温州而自豪，为生为温州人而骄傲，会由衷感恩生育自己的这片土地，更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这片山水。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从我的角度看，温州肯定是我的底色，是我出发的地方，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也是我最不能割舍的爱与痛。这是历史，更是现实。不过，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所有经历过的地方，都是故乡。也就是说，故乡是在不断生长的，是在不断扩大的，是在不断壮大的。作为一个从故乡出走的游子，只有不断经历，不断回望，不断反思，不断吸收和抛弃，这个人才有可能成长，才有可能走得更远，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印记”对于一个人是极其重要的，是标识，是动力，是一个人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我很幸运，自己有这个“印记”。可是，需要警惕的是，“印记”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束缚人，将人往回拉拽，让人小富即安，让人安逸享乐，让人不思进取，让人失去开疆拓土的锐利。
人物名片
哲贵，原名黄哲贵，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温州市作协主席。已出版小说《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仙境》，非虚构作品《金乡》等。曾获《十月》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
来源：温州日报
原标题：
新作《化蝶》获第20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哲贵：很幸运，我有故乡的“印记”
记者程潇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