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题为《萧红入编课本的不幸遭遇》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文章认为教材改动萧红原作过多。有学者就此提出了“教材改编的边界在哪”的问题。

　　入选教材的文章能不能修改？修改的原则是什么？大致上有如下几种做法：适应社会政治变迁所作的语言修改，对个别科学性、知识性差错所作的修改，为语言规范化而作的修改，为了降低难度而作的修改。判断修改是否合适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教材编者必然会关注所选文章的语言是否规范，而对语言是否规范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郭沫若《天上的市街》，选入语文课本时被改为《天上的街市》，改动的理由是“市街”一词不合乎北京口语的习惯，应该说“街市”。《天上的街市》这个题目用了几十年，但这一改动是不是合适？笔者认为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市街”有两义：一是城市中的街道，二是市镇；而“街市”是购物的地方。《天上的市街》所写的是牛郎织女在天街上的闲游，而不是购物，题目应该是“市街”，而不应该是“街市”。

　　有些修改，改动的文字没有问题，但原文也没什么错。如《火烧云》的原文：“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是天着了火。”修改后变成这样：“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红彤彤”和“天空着了火”固然是规范的说法，但原文的“红堂堂”与“天着了火”也没有什么不当。

　　这些修改，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让作品的文字更普通化，是大多数人所说的话。但这样的修改，实际上是把文章的语言改成近乎一个样子，把语言表达上各有特色的文章，改成了“标准件”，这对学生的阅读与写作都是很不利的。学生阅读时，所接触的词语都是“大路货”，都是生活中听到过无数次的。阅读这样的课文，学生很难有什么新奇感。

　　课文修改的这种“去个性化”，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也很不利。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主要途径不是写作知识的掌握，而是学习、模仿优秀的文章。学生所学的课文，自然是学生主要的模仿对象，若学生所学习的课文都失掉了鲜明的个性，他们又怎么能写出富有个性的文章呢？而文章的个性，首先体现在语言上。

　　修改原文，有时是出于降低难度的考虑。这类修改，常常也把原文中富有形象性的文字改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老舍《北京的春节》的修改。原文中写道：“这种粥是用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课文修改后，变成：“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其实，原文的这个地方恰恰是最不应该删掉的。首先，老舍写的“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能够丰富学生知识。其次，字词是学生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北京的春节》写到的这些干果名称，正是让学生由此对世界多有一份了解，改后的“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等于什么都没说。

　　所以如果非要用一句话说明教材改编有什么边界，应该是以保留原作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为要旨，而不是将其单一化、抽象化。前者，正是我们为学生编写语文教材的目的所在。（作者 唐晓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