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年坊十七号”的秘密使命
采访人物
黄世寅
人物身份
庆年坊十七号地下交通站创建人
穿过古老悠长的巷陌，站在“庆年坊十七号”(现为庆年坊46号)这座斑驳的建筑前，一颗红星依然闪耀其上，仿佛向过路人“述说”着发生在这里的革命故事。
1947年秋，国民党妄图镇压在京、沪、杭以及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与民主人士。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和支援浙南蓬勃开展的游击斗争，共产党决定从京、沪、杭紧急撤退一大批有被捕危险的学运骨干，把他们转移到浙南游击根据地。为此，中共永嘉县委在温州白鹿城区内建立了若干个地下交通站，庆年坊十七号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这段历史，黄世寅再清楚不过，庆年坊十七号不仅是他的家，这个地下交通站也由他一手创立。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94岁高龄的黄世寅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言语里满是激情。
当时他临危受命，在上海-温州城区-浙南根据地这条秘密交通线中，建立庆年坊十七号地下交通站作为联络中心。黄世寅回忆，在交通站建立后的日子里，他与另一位联络员陈田涛同志，各自将自己的住所用来接待辗转前来的干部。“一天，我们接到了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八个字‘棉纱三件，即日起运’”他知道，这意味着“日夜盼望的首批京、沪战友要来温了”。黄世寅解释，当时上海和温州棉纱贸易往来频繁，他们就以此作为掩护传送的暗号。就在来温的三位战友顺利抵达地下交通站的第四天，从上海来的第二封电报也到了：棉纱、棉花各壹件，明晨到温。
按照约定，黄世寅只身一人前往接应第二批来温的战友。他回忆起这段时笑言，小时候很喜欢读《福尔摩斯侦探案》，而当时他正扮演着福尔摩斯。同样是秘密工作者，黄世寅与战友的会面颇具戏剧性。几轮反复试探下，黄世寅的一句“放心吧，错不了，上海已经来电报，家里派我来接亲人”终于让对方放下心。
而除了秘密接待、安置、护送辗转而来的学运领袖、党员干部外，黄世寅还肩负着另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秘密传递浙南特委机关报《浙南周报》(《温州日报》前身)。黄世寅说，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鹿城，要想将报刊运进城危险重重。可他义不容辞，在其他地下交通员、学运骨干、党外正义人士的帮助下，一条条传送渠道被打开。“杨锦的舴艋船就是其中之一”。
黄世寅清楚地记得，在他从游击根据地潜回市区时，与永嘉县委政治交通员潘岩柱同行，一起登上瓯江上的秘密交通船。只见潘岩柱贴身衣袋里掏出一叠《浙南周报》递给杨锦，杨锦随手将报纸塞进后披篷的箬叶之中，稍稍拨动几张箬叶，顿时踪迹全无。
作为地下交通站的秘密工作者，黄世寅要将报刊送进城区的各个秘密联络点，在半年多时间里，他躲过城里便衣特务的眼睛，将《浙南周报》运送出去，在“地下”传播着革命的火种。
如今黄世寅已经很少提及这些旧事，在采访结束后，他默默地点上一根烟，脸朝向窗外，久久地凝视远方，思绪似乎仍停留在那些充满硝烟的革命岁月，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里。
周炳杰和他的军功章。 苏巧将 摄温州城解放那天，我守在西郭的城门口
采访人物
周炳杰
人物身份
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今年5月7日是温州城解放70周年的纪念日。这几天，已经91岁高龄的周炳杰总忍不住拿出那件蓝灰色军装，悄悄抚摸军装上闪耀的军功章。在老人的记忆里，温州城解放的那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周炳杰1928年出生在乐清芙蓉一个普通农家，16岁那年他加入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编入浙南游击纵队。1949年解放温州时，他是浙南游击纵队三支队第三大队八中队的中队长。日前，在老人的家里，他用带有浓厚温州腔的普通话，娓娓诉说那段令人激情澎湃的战斗岁月。
1949年4月底，周炳杰所在部队驻扎瓯海区泽雅镇周岙村附近待命，只等和平解放温州城的号令。终于在5月6日傍晚，游击纵队接到了进军城区解放温州的命令。作为中队长的周炳杰带领100多名战士星夜兼程，经过藤桥、上戍、仰义、双屿等地，在5月7日清晨4点多钟到达了黄龙山。
然而为了成功解放温州，上级下达指示：周炳杰的队伍必须守在西郭城门外，防止有非起义国民党部队向西逃窜。心心念念盼着温州解放，真到了这一天，却只能驻扎在城外，一步也没挪移。老人说，那时候的他是多么想进城看一看。
就这样他们在城门外守了6天6夜，其间有很多市民出城，用不停歇的热烈掌声表达他们内心的崇敬和感谢。虽然没能进城，但周炳杰却很自豪，因为他们的坚守，温州的西城门没有逃出一个敌人。
距离温州解放6天后，周炳杰接到上级命令：国民党国防部交通警察总队有1200人从杭州逃窜到温州。为了新解放的温州，他们又一次奔赴战场，浴血厮杀。
5月13日这天，周炳杰的队伍和国民党军在藤桥，狭路相逢了。
虽然已经时隔70年，但老人对藤桥的战斗，记忆犹新。在藤桥一座1米20公分宽的木头桥上，他带领100多名战士在桥头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说：“国民党反动派用的是美式装备，我们虽然也有机枪，但是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
那时候周炳杰已经提为中队长，是战斗的指挥员之一，而他们连负责助攻这座桥。藤桥的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用重机枪疯狂扫射，周炳杰和战士们谁都没有退却。战斗进行到最后，周炳杰带领战士冲过了桥，把敌人一个连的枪缴了。
藤桥战斗他们共缴获8挺重机枪，22支轻机枪，500多支冲锋枪，步枪100多支。带着这些缴获的武器，来不及回首再多看一眼解放后的温州，周炳杰跟随大部队继续追击溃逃的国民党残部。
他先后转战温岭、黄岩一带，参加小门岛战役，到广东南海舰队司令部任职，直至1979年11月才调回温州。
回忆往昔峥嵘岁月，老人一直骄傲自己在温州解放的那一天，守卫了胜利的果实。但他也深深抱憾，没能亲眼目睹城内解放时的盛况。老人的遗憾直到从部队退伍回温工作之后才稍稍得到弥补。
如今，91岁的周炳杰依旧耳聪目明，晚年的他喜欢收看中央台和地方台的新闻，也喜欢各类军事题材的纪录片和电视剧，生活安详又充实。
洪水平向记者展示珍藏的旧照。 王民悦 摄
全程记录努力，不放过每句话
采访人物
洪水平
人物身份
温州和平解放谈判亲历者
前几天，见到温州和平解放谈判唯一在世的亲历者、95岁高龄的洪水平时，两张珍贵的旧照正摆放在他的桌上。一张是1949年1月在根据地拍的，照片里的8位小伙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成员，站在左边第二位的就是洪水平，那年他25岁，板寸头，腰间挎枪，神气十足。另一张摄于1990年5月华东医院病室外，是曾任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与洪水平的合影，背面有龙跃的签名题字：水平同志存念。
这两件见证历史的信物，安放在了一栋毫不起眼的市区老房子里，陪伴着主人，一住就是30多年。
此刻，讲故事的老人就倚靠在藤椅上，身着蓝白衬衫的他显得格外精神，回忆起70年前的红色岁月侃侃而谈，思路尤为清晰。他时不时在白纸上写下几个名字，幕幕往事便浮现眼前……
那是1949年5月1日，深夜。瓯海郭溪岭头村景德寺东面的三间两进平房里，透出亮光，一场改变温州城命运的历史性谈判正在进行。房间里，挂着共产党党旗，三张铺着蓝白格子被单的八仙桌拼成会议桌，桌上放着热水瓶和茶杯。嘶嘶作响的煤气灯下，是八张严肃的脸，其中四人是浙南游击纵队代表胡景瑊、曾绍文、郑梅欣、程美兴，另外四人是国民党陆军第200师师长、陆军少将叶芳的代表卓力文、王思本、金天然、吴昭征。还有一人，坐在谈判桌一旁的小桌子边，正奋笔疾书，他就是时任纵队的政治部干事洪水平，也是谈判现场唯一的记录员。
“我全程负责记录，自问记得很认真，努力不放过每句话。”洪水平清楚地记得，谈判草案一共油印了9份，他也拿到一份，上面印有最高机密字样。在双方逐条讨论时，虽然十分严肃地字斟句酌，但均心平气和。可到次日凌晨3时半，谈及军事防区安排时，双方陷入了僵局。
短暂休会后，双方签订了《关于叶芳将军率部反正起义之协定》。那一夜，过得很漫长。会场除了送水和摆弄煤气灯的警卫员外，严禁任何人进入。几次进出会场的，只有洪水平一人。“大约在半夜，警卫员附耳低声要我到后进房间去，我看见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龙跃同志站在那里，隔着板壁倾听动静。他问我谈得怎么样，我说都还顺利……后来知道，他只站了一会就走了。司令员深夜来访，是要了解谈判情况，作出最后决策。”
5月4日，双方再次会聚于此，就进城细节进行具体磋商。6日下午，叶芳宣布起义。当晚8时，全城戒备，浙南游击纵队分三路进城。7日凌晨，温州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促成此次起义的重要因素有很多。”洪水平向记者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叶芳的左右手，人称‘内事不决问天然，外事不决问思本’，他的秘书金天然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天然的夫人，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会员，思想进步，对当时的形势比她的丈夫看得更清楚。她对天然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叶芳。”
解放后，洪水平与金天然一同共事，分别任温州市人民政府秘书科科长和秘书……
如今，这位已入耄耋之年的长者，活得明白、健康和轻松。离休后的他，“吃饭散步睡大觉，读书写字做文章”，迄今为止出版了《温州城下》《伍家旧事》等12本书。今年下半年还会有新作面世。他家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敢道白发神仙眷，只是平头百姓家。”摆正自己的位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1953年11月30日，温州市卫校首届医士白累德实习小组留影。前排左一为许岳林。 采访对象 供图夜夜摸黑急行，准时送上电讯稿
采访人物
许岳林
人物身份
浙南纵队司令部电台通讯员
岁月早已染白了许岳林的两鬓，却并未磨灭那段历史的记忆。
许岳林“干革命”是从14岁开始的，那一年是1947年，许岳林在永嘉县立中学读书。高三学长沈大同是一名学生地下党，通过许岳林在黑板报上做的一首诗认识了许岳林，“看”中许岳林老实、可靠便试探性地询问他是否愿意为地下党工作，许岳林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许岳林负责起为地下党送信送书报的任务，一跑跑了两年，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1949年温州解放前夕，全城戒严，主要街道上均有设卡，入夜后百姓便不能通行了，许岳林隐隐觉得情况有些不一样了。5月7日早上许岳林出门时发现街上格外冷清，原先一大早开门做生意的店铺均没有开门，很快便传来消息温州已和平解放。
温州解放后约一个月，许岳林调到浙南纵队司令部电台，学习报务兼做通讯员。让许岳林至今印象深刻的是电台里的一台手摇发电机，电台的运转全靠这台发电机来发电。但是手摇发电是个力气活，当时一天定时收发加上临时紧急收发电报不下四五次，每次时间短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发电员只得铆足了劲儿地摇机器发电，总是累得满头大汗，下气难接上气，许岳林和报务员就时常主动跑上去接力发电，让发电员得以片刻休息。
温州虽然已解放，但局势并不稳定，国民党的飞机经常飞来骚扰，尤其在沿江一带还会投放炸弹，情势挺严峻。负责送电讯稿的许岳林压力挺大。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左右，电台会收抄新华社电讯，台长在当晚11点钟前翻译好，就交给许岳林送去报社用于第二天刊发，许岳林记得台长总是一再叮嘱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以最快的速度把电讯稿送到报社，决不能让报纸“开天窗”。当时的报社设在大南门花柳塘，从电台所在五仑头步行过去大约有10里路，不管刮风下雨，许岳林总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耽搁。
出发之前，台长还会把当晚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告诉许岳林。许岳林向记者解释，“口令”是两个字组成，如“解放”“民主”等；“特别口令”则复杂一些，由四个字组成，如“红旗飘扬”“耕者有田”等。沿途，哨兵看到有人就会喝问：“哪一个？”如果是自方人员就回答：“同志。”哨兵接着问：“口令？”来人只回答“口令”的第一个字。哨兵认可后会说：“通过！”。“口令”的第二个字是作为哨兵“回令”用的，一般情况下，并不用哨兵回令，以免泄密。在特殊的情况下会用到更具保密性的“特别口令”，前两字作“问令”、后两字作“回令”。
用油布包裹好电讯稿、在身上仔细藏好、认真记下口令，许岳林就上路了，一路上漆黑一片，没有路灯也没有行人。虽然晚上容易犯困，但许岳林总是强迫自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因为一路上会接连遇上一个又一个岗哨，必须迅速、清楚地回答“口令”，不敢有任何马虎。
1949年8月浙南游击纵队改编为浙江警备一旅，许岳林编入三团，送电讯稿的工作就停了下来。1951年许岳林进入温州卫生学校读书，成为温州本地培养的第一代临床医生，毕业后开始悬壶济世。
来源：温州日报
记者：金叶 夏婕妤 王民悦 夏晶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