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商铺繁忙……这是温州城最日常的瞬间。你可曾想过，穿越千年，回到两宋时期，古温州长啥样？我们不妨从丁俊清先生主编的《温州地域建筑概要》一书，看看街坊里巷怎样布局？民居建筑有哪些特点？市容市貌又如何？
元代王振鹏江山胜览图里的温州街景
城市格局：从“坊市”走向“街坊”
宋代戴栩《重建三十六坊记》有“唐人以在市为坊，坊门纵闭（古代中国城市居民单位坊里面只能有直通的一条路，两头设门），水沴禳焉。然则唐之坊，古之闾（中国上古城市行政管理的基层单位称里，闾是里门）也”之句，与我国所有的中古城市一样，温州郡城在隋唐以前实行的也是里坊制。里坊是城市居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城市的管理模式和城市用地格局。“坊”本义通“防”，是四周筑有围墙的封闭型居住区域。里坊制是一种农村式的管理模式，可用“半村半城”的概念来理解隋唐时期城市格局和面貌。城中可见建筑基本要素是坊墙、坊门、坊额，街景主体是府衙、寺庙的飞檐翘角、厚砖、黄墙、官邸重门，以及牌楼式坊门（即牌坊）。这时城市实行的是坊市制，即坊内不准设商店，在集中地区设市，市也有围墙、门户，白天交易，晚上关闭。坊有坊额，即坊门上设匾，匾书坊名，后来演变成牌坊。
两宋时期，温州郡城坊数时有调整变化。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设定为五十七个坊，绍圣二年（1095）改为三十六坊，南宋咸淳年间又增为四十坊。每个坊均设坊门，其面貌据戴栩《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载为“博栋竦楹，翼以楗础，飞榱延橑，被之藻彤”。
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城市发展，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城区“溢出”城墙。于是在城墙外设立了新的城市管理单位——城厢。城内则由“坊市制”逐渐变成“街坊制”，其变化大致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一是时间上从“日中为市”，到夜市、五更开始至天亮即散的“鬼市”。二是坊内设店，市坊杂处，廊坊即临街建设的走廊式店铺由官府租给商人。临街设店又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同一街巷，住宅与商店分段布置。第二种是住宅商店混合布置。第三种是贵族达官府第与商店杂处，打破了以往不能与民杂处的传统。三是出现行会，即行业协会，继而出现专业街如牛行街、马行街、果子街、药街等。四是综合商业街。五是专业市场。街坊制形成的同时，出现了“塌房”，即货栈、物资仓库区；瓦子，即剧场。瓦市即文艺演出人员一条街，界内有瓦子，也叫勾栏，瓦市又带动酒肆茶楼等。
城区上岸街旧景
随着坊市制度瓦解，产生了新的建筑类型，如旌碑亭、上岸街和下岸街这样的街道形式，同时郡城罗城里的街巷水系也开始变化。
温州郡城水多，沿水道路、房子又大多与道路、水网平行布置。深入坊巷看城市，则是“楼台府舟楫，水巷小桥多”“家家门前浦，户户水照檐”。但人口增多需要更多的住房，于是河道开始被占用。《康熙温州府志·水利》载：“原有子城，城四面有壕（护城河），壕上下有岸各有街，彼时一渠两街，河边并无居民。宋绍兴年间，下岸街许民告佃，自是稍架浮屋，岁久，河道侵塞。”南宋叶适在淳熙四年（1177）写的《东嘉开河记》中记载了这一局面：“承国家生养之盛，市里充满，江心屿东塔建于唐朝，南宋绍兴十年（1140）重建。至于桥水堤岸而为屋，其故河亦狭矣。”并在府前街立了警示碑亭（坊）。到清光绪八年（1882）的城池坊巷图中，温州外城（罗城）城墙还在，城内尚存46条水渠、84座桥梁。
宅随族移：南北移民都住温州哪里
那么这些冲破“坊市”局限、走向更开放街坊制的人口是怎样来的？南宋一代，温州被看作“乐土”，大量移民使温州迎来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期，密度也从唐开元时3.8人/平方公里，增加到南宋前期18人/平方公里。这些增长的人口主要来自北方移民和福建移民。
北方移民，即高宗南渡，是朝廷搬家过程中公卿士大夫、世族的南迁，他们主要迁入温州滨海城镇地区。温州历史上最大的水灾（海啸）发生在宋代，大批福建移民来温州以垦荒为主，居住地域主要是被风暴潮毁坏了的海滨平原或未开发的深山峡谷。随着两方人口的迁入，宅随族移，也给温州民居带来新形制、新的营造技术和新的建筑艺术。如北方移民为适应南北方气候差别，居住建筑向自由细腻、开敞通透方向发展，形成了开放的街巷式城镇和村落。福建移民则带来闽南风格的建筑特色。而北方大族的迁入，使温州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也为大型宅第崛起储备了条件。宋代五等户籍按整治身份，又区分为官户和民户。官户主要指品官，即官僚地主。这一变化意义非凡。魏晋南朝及至隋唐，主控国家经济文化的是士族门阀，是继世之治。宋以后是举贤之治。这就为社会、经济、文化带来极大动力，也为大型住宅创造了源源不断的投资主体。
东坑古道上的村落分布
再则，经济的繁荣为造屋打下决定性的基础。宋高宗建炎二年至四年间（1128-1130）温州设市舶务，元至元十四年（1277）再次设市舶务。在这种背景下，温州农村经济、市场经济十分活跃和发达，各县市镇勃发。温州的这些市镇与全国1884个镇一样，大多设在交通要道或沿海口岸。与之相适应，农村则出现买卖商品的“市”。市大多分布在古道旁，以一条街的形式居多。此外，还有小市，即数日（或月）一次的集市（墟市），地点也是固定的。古书上所说的店、步、街都是宋代市的别称。
宋代以前，乡村以户为单位征收赋税，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里是乡村组织的基本单位，每里的户数有规定，遂使村落的规模相当。宋代以田地为单位征收赋税，里、乡、县的规模不以户口而是以地域为划分标准，即村乡县的规模由自然条件自由发展，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商业市镇、市、小市系统的出现源于这一制度的生成，又反过来促进了这一制度的实行。因为因地制宜发展的村落，必定产生有些小村、孤村不能完全自给，他们必须依仗于附近的市集才能生存。温州许多碑志和行状都证明了，古代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大都子孙满堂，四代或五代同堂同住，这种主干或共族群居的家庭多是大房子较多的原因。
郡城民居：瓦屋多还是茅屋多
宋代温州郡城的民居建筑式样，从多茅竹之屋，过渡到茅瓦屋相间。屋子墙体基本为版筑泥墙，也有编竹（编荆）抹灰墙。如宋乾道年间温州曾遇大火，知州王之望有奏折向朝廷汇报，其中记述道：“……新河南界居民叶八家火发，烟焰所冲，六处并起……烧过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间，约计六百二十余间，并岑山尼院一所。是夜二更后，城外南厢居民遗火，亦即时救灭，烧一十五家，计二十间，并系茅屋……翌日……市东界杜秀家火发，五处倶作……烧过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间，约计一千一百七十余间……本州居民约计万数千家，寺观四十所。今两日所烧共一百八十五家，茅屋相间，计一千九百五十余间，寺观四所，大抵几灾及十分之一……”（《汉滨集·卷七·温州遗火乞赐降黜奏札》）。这份灾情报告，若单按间数统计，约略瓦屋占三四成，茅屋占六七成，城外厢则基本都是茅草屋了。报告中城内富户宅第、官衙馆舍以及店铺酒楼基本无虞，或可说明这些屋不是茅草房。
其实早在北宋前期，政府就有意识推广砖瓦建筑。宋室南渡后，宋廷一再下令改官舍、仓库、兵营为砖瓦建筑。可知，从北宋到南宋，城市建筑质量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古建筑史中可知，到明代中期，城内民居基本都是砖瓦房了。
温州现存宋式木柱础
宋代在建筑历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刊行的《营造法式》。该书规范了建筑结构体系，确立了建筑模数制度，并且出现了独特的造型、多样的装修和装饰。温州曾是《营造法式》前身《木经》盛行地区。《木经》是钱氏吴越国八十多年木作技术的总结。而《营造法式》对当时温州可以说是一百多年来木作技术的回流和规范化。因此，温州以形态自由、做工细腻为特征的宋风民居开始形成。
据《吴越民系民居》一书，北宋朝廷、世家大族以及掌握先进文化的士大夫整体移到江南。为适应北人家庭人口多、住宅厅堂空间大的需求，原盛于北方的抬梁结构被吸收过来，温州民居出现了穿斗抬梁结合的屋架形式。宋代明间梁架向拾梁结构转化，最初出现的可能就是插梁式构架。插梁架流行于浙东、浙南地区，而苏州地区却没有，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过渡类型。《营造法式》中出现的大量反映南方技术流源的厅堂造，恐怕也源于穿斗和抬梁体系的融合。明中后期官式建筑完成了殿堂式向厅堂式的转换，无疑是受到江南的影响。官式建筑的屋面做法从唐宋举折到明清举架的转变，同样是受江南工匠的影响。此外，宋风民居制作细腻，小木装修细繁化，且打造有精美的画堂、格子窗等。
市容市貌：砖石铺路植榕成阴
宋代城市街道形式一般为双面街，但温州城水网密布，单面街较多，也就是河-街-房屋的形式较多。为保护水面干净、河岸不被侵占，温州还出现了特殊的形式——上岸街，下岸街。关于此，南宋叶适的《东嘉开河记》中写道：“土以寸辟”“市里充满，至于桥水堤岸而为屋”。
古城街头多榕树（资料照片）
包伟民在《宋代城市研究》中记述了各地城市的市容市貌，如“……两街居民虽是土瓦，而屋后小屋尚皆竹茅为之”，屋后小屋“仍多茅舍、竹楼”。关于城市道路，有“天下郡国惟江浙甓其道”，意思说，南方因雨水较多，易陷泥泞，南方城市道路多改泥石路面为砖石路面了，为的是“攻石甃治，以便行者”。有的地方还指定了疏浚道路两侧沟渠以及绿化的规定：
“通衢编户浚沟，六尺，外植榕为樾，岁莫不凋。熙宁以来，绿阴满城，行者自不张盖。”
据《温州地域建筑概要》，有增删。标题后加。
来源：温州文史馆
作者：丁俊清
